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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训的历史血脉

2016-3-16 13:14| 发布者: 清风| 查看: 573| 评论: 0

流传至今的家训都属于名人家训,均为历代的优秀之作。从中国家训的历史血脉上看,其核心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其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因此家训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家训堪称是先人留下的为人处世宝典。

 

 

 

先秦时期,是中国家训的“起始期”。周公首开中国家训先河,他的《诫伯禽书》就是先秦家训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熟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话,赞的是周公勤勉谦恭、求贤若渴的品格,说的却是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事。成王要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时特意强调:“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是周成王之叔,因成王年少即位,他尽心尽力辅政成王,礼遇天下贤能,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实践,告诫儿子怎样去选贤任能、治国理政,可谓语重心长。

 

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的“发展期”。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通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完善,家训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传统家训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许多家训名篇及其演绎的家训故事传为美谈。西汉太史令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成就了其子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于是便有了“没有《命子迁》,就没有《史记》”的说法;三国蜀相诸葛亮既有《诫子书》,又有《诫外甥书》,于是这位“智慧化身”的“双诫”也被人们视作他的“家训智慧”;南北朝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传统家训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广为征引,反复刊刻,有人赞叹“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虽然把《颜氏家训》看作是“家训之祖”显然有失准确,但《颜氏家训》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真正走向了成熟。今天我们时常看到听到的诸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等等这些名言警句,都出自《颜氏家训》。

 

 

 

隋唐和宋元时期,是中国家训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家训在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走向繁荣。韦世康家训、唐太宗的《帝范》与《诫皇族》、欧阳修的《诲学说》与《与十二侄》、包拯家训、朱熹的《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蔚成了中国家训的壮观景象。在这些家训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属包拯家训和《袁氏世范》。北宋时的包拯有“包公”“包青天”之美誉,以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著称于世,他的家训只有37字,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其人其训,跃然碑上,让人肃然起敬。南宋时的袁采,虽只是个小县令,但他同样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他撰写的《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家训著作,被称为“亚训”,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将它奉为至宝。

 

明清时期,是中国家训的“鼎盛期”。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更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等等。中国家训的发展历史由此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家训代表作有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袁黄的《训子言》、姚舜牧的《药言》、杨继盛的《杨忠愍公集》、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这其中的《朱子家训》和《弟子规》,堪称明清家训的扛鼎之作。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用一生教授乡里的实践撰成《朱子家训》,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而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的《弟子规》虽只有360句、1080个字,却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清代后期开始,家训开始走向衰落,不过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几许亮光。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对家人子弟的教育指导上,在传统家训中也掺进了一点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因素,但终究因时代所限没能形成大气候。现代以来,家族传统观念逐渐被看成是一种思想和道德桎梏,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家训文化的影响力已逐渐减弱。

 

 

 

中国家训给了我们哪些“训”

 

中国家训源远流长,流传至今比较有名的家训大多是帝王将相、仕宦之家和士大夫的各种作品,至于更多的平民家训,有的可以从各种族谱家谱中找到,绝大多数只能在家庭家族内部口口相传了。但不管是哪类人、哪种形式的家训,都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内容。

 

总起来说,中国家训给我们的训诫内容是“一条主线”和“三大主题”。

 

“一条主线”就是“尊儒”。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完备地创立了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的理想社会,而要建立这种理想社会,每个人必须要有“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学识和道德修养。在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家训中,他们谆谆告诫子孙的,几乎全都是儒家的人生理想、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和为学方法等等。即便是“叛逆”“高傲”如“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到最后也不得不向儒道低头,在遗训中告诫儿子:“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

 

 

 

中国家训的“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

 

“齐家治国之道”,主要指的是“齐家治国”的理想。中国家训中,讲“齐家治国”人生理想与信念的随处可见。周公辅政时教导侄子成王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这句家训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的名训。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新朝建立时,开国之君都重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以家训教导子孙励精图治、不要贪图奢华生活,以免重蹈覆辙。自周至清,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汉武帝刘彻“尝而后知其甘苦”的家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与《诫皇属》、宋太祖赵匡胤“仁慈待人”的家训、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宝训》、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与《圣谕十六条》、清世宗雍正的《圣谕广训》、清高宗乾隆“以德遗后者昌,以奢遗后者亡”的家训……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踏下坚实脚印的帝王,都用家训要求和鼓励他们的后代致力于“奉公勤政,报国恤民”,实现“齐家治国”的理想。

 

“为人处世之道”,主要指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国家训中,讲如何“为人处世”的比比皆是,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道”“勤俭”“谦恭”和“助人”等。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清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子孙以忠厚谨慎为先,切戒捐薄。”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的郑氏家族在《郑氏规范》中屡屡训示子孙要体恤孤寡贫穷,好善乐施,譬如借粮给穷苦乡亲不得收息,经常修桥补路“以利行客”,炎夏时节在大路旁设茶水站“以济渴者”等等。《颜氏家训》一开篇就概括性地阐述了著立家训的目的:“吾家风教,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弟子规》在总叙中则具体列述了弟子“为人处世”与学习上的守则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

 

 

 

“读书治学之道”,主要指的是“读书治学”的方法。中国家训中,讲“读书治学”方法的随手可拈,其中“德才兼修”的方法最值得称道。这种方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训诫子弟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子弟入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训诫子弟读书教导子弟做人的道理,“修身”第一,“仕进”第二。教育家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家教就是这样,他教导儿子不仅要学“诗”,更要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而“不学礼无以立”。孟子母亲更是用“买肉啖子”“孟母三迁”“断机教子”这一套“组合拳”的“身教”家训,教出了一个“亚圣”。这个特点一直在历代家训中得到传承,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另一个特点是把训诫子弟读书与立志联系起来,与“齐家治国”和“为人处世”融为一体。西汉文学家孔臧在《诫子书》中说:“人之进退,惟问其志。”明著作家郑晓在《训子语》中告诫儿子:“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如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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