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 史学家唐德刚则认为张学良的“易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书缘与人缘一书曾评论:“张少帅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于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不见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而张学良之所以能有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系’,也就是为著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的必要。”
李宗仁将军则认为“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因为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不相上下,张学良入山海关与否,自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随后东北军入关内,东北空虚,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机。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1931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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