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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2018-9-17 21:35| 发布者: 永兴| 查看: 22663| 评论: 0

摘要: 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 ...
九一八事变


3战争过程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辽宁、吉林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1931年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1931年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931年11月嫩江桥抗战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顽强抵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龙江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计划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九一八事变

 

但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攻,应积极抵抗”。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p244)。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满洲国皇帝溥仪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签订《 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

 

各方反映

 

国民政府

外交努力

1931年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1931年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1931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内部决策和应对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蒋介石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九一八事变

 

据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当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藏,《革命文献拓影》,沈阳事变,第24—25页)

 

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蒋介石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蒋上任的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932年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共产主义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九一八事变日军暴行

 

九一八后日军抓捕游击队员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同样,他们依旧坚信“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声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中共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因此当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九一八事变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

 

日本政府

 

事变前和事变时日本外务省等对关东军的紧急制止和失败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也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于是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达东京旨意。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本就是赞成关东军发动阴谋的,派遣建川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由于犬养是孙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所以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泄露(据说是电报被军方截获),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这对于当时暗潮汹涌的日本军界无异于火上浇油。

 

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而与此同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军国主义道路。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

 

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日内阁就已成为军部的奴仆)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931年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上海日本侨民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侨民连续在上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以强硬措辞声称要惩罚“暴戾”之中国。[33]日本浪人复在中国各地寻衅,捣毁商店,击伤民众。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日本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苏联的不干涉政策

 

九一八事变初期,出于忌惮苏联的实力和避免两线作战,日本不敢贸然冒犯苏联在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1931年9月22日,日本参谋总长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长春以北地区,进攻哈尔滨必须得到内阁的决定。同日日本内阁也做出决定,即使哈尔滨方面告急,也不得采取出兵的方式保护哈尔滨地区日本侨民。1931年9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再次电令本庄繁:即便情况发生紧急变化,也不得向哈尔滨方面前进。

 

为试探苏联反应,日本驻苏大使广田于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副外长)加拉罕询问苏联是否向黑龙江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东路。1931年10月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对马占山及东北其他军队提供援助。

 

 

九一八事变

 

1931年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长)李维诺夫与日本大使广田会面时表示:“它(指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页)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方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的进一步行动。

 

日本进攻哈尔滨前,再次与苏方进行接触,苏联再次重申了“不干涉政策”,并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以进一步确保日本不把侵略矛头指向自己。对此,后来日本外务大臣不无感激地说:“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见《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和II)2—2,日本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在得知苏联态度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进军。

 

但是,对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日本却态度冷淡和消极。1932年11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约见日本驻苏联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苏联欲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欲与伪满洲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提议马上就此问题进行协商。但日本出于反共反苏的立场,以及不愿美欧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美国反应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孤立政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中国民间

 

九一八事变后,以《申报》为首的报刊代表中国民间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全国民情激昂,各地自动抵制日货,作抗日之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收复东北。而一般青年基于爱国之心,自动组织抗日团体,或捐献财物,或前往东北实际参加抗日工作。[5]

 

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12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马路交通,上海市长张群遭群众包围,上海市区戒严。12月5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长顾维钧遭到华侨、民众殴打侮辱请辞。广东、浙江、山西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大学校长,相继被迫请辞。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行政院、中央党部遭到罢课学生瘫痪,人员几无办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会见学运代表时,遭到学生批斗殴辱

 

1931年9月20日《申报》3.4版刊登了《日军大举侵略东省》新闻:

蔑弃国际公法 破坏东亚和平

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

 

十八日下午十一时,驻南满线日军四十名,突将皇姑屯北宁铁路拆毁,开始军事行动。十九晨二时,日军第二师团进占商埠地及沈阳城,恣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厂粮秣厂,均被焚毁。同时日军炮击北大营,因边署严令各军镇静,故军民死伤甚众,警察伤亡尤多。北大营驻军,沿沈海线东退,途中被日兵截击,伤亡甚众,北大营及东北大学,全被日军占领,交通完全断绝,荣臻及荣家属均被日军逮捕,第一旅长王以哲殉难。营口十九晨八时亦被日军占领,站长警务长被俘,日海军在营登岸,距营八里埋设地雷,防止客车前进。长春十九晨十时陷落,日军到处寻衅,焚掠极惨,兹将各情,分志如下……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仪成立伪满洲国。3月2日,《申报》6版《昨日宣告成立》报导了伪满洲国成立的新闻:

沈阳 满洲伪邦今日正式宣告成立、其范围将包括东北四省、当伪邦宣告成立之前、昨夜十一时、先巳公布法律两种、一为伪中央政府组织法、共三十九款、一为维持公安律、共十二条、(一日国民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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