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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2018-9-17 21:35| 发布者: 永兴| 查看: 22665| 评论: 0

摘要: 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 ...
九一八事变


2战争背景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1874年侵占了宝岛台湾,攫取了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927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确定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中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

 

日本方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对付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计划对华战争已久确为事实。

 

中国方

 

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中东路事件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这一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1,东北军的惨败暴露了他的虚弱,使得日军对东北军极为轻视,坚定了日军的侵华野心。2,战争的失败使东北军上下士气低落,丧失了对抗外敌的信心。3,对苏作战失败,使张学良等东北当局人士认为,东北一隅不足以面对外敌,要抵抗外敌必须“举全国之力”。但中东路事件时,原本答应出兵援助东北的南京政府却因为蒋冯战争的牵制未能出兵(仅援助军费200万),导致张学良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信任不足。4,东北当局和苏联关系的恶化,反而促进了原本敌对的日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缓和。欧美列强在中东路事件中不支持中方武力废除外国权益的做法,态度冷淡,也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这些都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1.7攘外安内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张学良在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

 

非常会议”与宁粤对峙

 

1931年2月底,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5月底,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7月1日,广州“非常会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同时派人拉拢华北石友三部。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誓师讨蒋。7月底,拥护南京中央的东北军南下,与北上的中央军一起击败石友三,石友三残部退入山东。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随后粤方各路军先后进入湖南。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8月5日,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大连的阎锡山秘密乘日本军机返回山西重新主政。8月底,冯玉祥策反中原大战后归附蒋的甘肃旧部雷中田反蒋,雷一度控制甘肃省政。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针对粤方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暂停剿共,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其余各部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等地集结,准备“讨逆”。蒋介石又增调中央警卫军(军长顾祝同)援助湖南何键9月13日,广东国民政府下辖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

 

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抗日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47师和郝梦龄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只是因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军未能抓住此次战机,红军于8月底跳出重围,但中共也自称“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9师、韩德勤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但红军在兴国高兴圩地区进攻19路军时,却遭受较大损失,红军自己战报即称损失2000人。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九一八事变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九一八前的中日外交交涉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只是在关东军一意孤行下,中日双方在南京、沈阳、东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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